原标题:从疫情突增点分析亚洲各国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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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突增点分析亚洲各国疫情
摘要: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病例。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初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4月8日,武汉解封”。曾经的恐慌伴随着这座城市的重启而烟消云散。自此至2022年末实施乙类乙管”政策期间, 我国疫情总体形势平稳的同时,期间性地存在反弹趋势。无独有偶,亚洲其他国家的疫情感染人数动态曲线中,均存在有此类突增点”。调查发现,各国的突增点的出现存在有一定的共性。
关键词:新冠疫情 亚洲地区 突变 拐点
一、新冠疫情期间各国确诊人数突增点分析
(一)中国典型突增点
2020.2武汉疫情
突增点日期:2020.2.12
推测突增原因:湖北开始应用临床诊断。主要针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呼吸道标本或血液标本行实时荧光RT-PCR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者。
2021.7南京疫情
突增点日期:2021.7.25
推测突增原因:德尔塔毒株经禄口机场传入境内,波及周边多个省市。
2022.4上海疫情
突增点日期:2022.3.28-2022.4.13
推测突增原因:上海市宣布以黄浦江为界,采取分两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一轮切块化、网格化核酸检测措施;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延时性;存在家庭聚集性传播(此途径为主要传播途径);被病毒污染的物资流通,导致人们感染。
小结:经过对于以上几个典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疫情的突增点,总体上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即实际疫情爆发的时间晚于客观由促使疫情传播的因子的发生节点推算所得的理论时间。这一特点相当程度上缘于网格化的封控管理措施。该举措抑制了全局的疫情扩散,将影响缩小至局部地区。总体的数据样本的产生实际上是由多个局部片区的样本融合而成的;二是往往伴随着毒株的变异同步发生,如2021.7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在周边省市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播 [1] ,2022.4上海市疫情以及同时期发生的广东省各市的疫情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奥密克戎毒株流行 [2] 。三是最大幅度突增点发生前,往往伴随着二至三个幅度呈梯度式增长的小型突增点,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参考价值。
(二)日本典型突增点
主要突增时间节点:
1.2021年8月上旬
2.2022年2月中旬
3.2022年8月中旬
突增点出现原因推测:
(1)两年度在八月中上旬均出现疫情感染确诊人数的突增,推测是由于日本的8月中旬有盂兰盆节,是仅次于元旦的重要节日,很多日本人会在这段时间选择休假,回老家探亲祭祖。另外,由于国体的差异,日本必然无法实施如我国相同的强制性风控管理措施,故而必然会导致 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2)日本在2022年8月后日新增确诊人数始终处于较高水平,最后于2022年10月11日起全面放开。对比两个年度的突增可见,2022年度的奥密克戎毒株的极强的传播性,使得日本在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下,无法像前一年度使其自然回落至正常水准。
小结:日本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从宏观上大体可概括为:应急指挥机制、信息管理机制、市民救助机制及法律应对机制,但日本在疫情防控的政策上存在较大的漏洞。 [3] 日本政府却始终无法向民众传达一个明确的抗疫目标,相关补助上也因负债、经济不振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政策实施上也存在着在刺激经济”与疫情防控”选项中摇摆不定进而导致部分自相矛盾的做法。
(三)新加坡典型突增点
主要突增时间节点:
1.2021年十月下旬
2.2022年三月中旬
3.2022年八月上旬
4.2022年十月下旬
突增点出现原因推测:
(1)2021年九月末期新加坡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调查疫苗接种率,认为已到达预期目标,故而改变了防疫政策。十月下旬的小幅度突增为政策转变所导致的阵痛期”。
(2)2022年3月起政策进一步放宽处理,从而出现了后续的突增点。其中后者的出现与同时期其他亚洲国家的政策放开时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小结:新加坡在整个疫情期间的突增点出现的原因不外乎政策的调整。总体而言,针对其诸如新面临着医疗资源挤兑的风险实际情况,这些举措是合理的。但由于新加坡独特的国情,故而不具备普适性。
(四)越南典型突增点
主要突增时间节点:
自2022年4月起不断出现突增点,极大值逐步攀升,在七月中旬飙升。
突增点出现原因推测:
越南防疫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21年4月底之前,成功清零本土疫情;2021年5月后至2021年10月,惨胜德尔塔毒株;2021年10月后至2022年5月,逐步走向完全开放。 [4] 此后至今,则是对症下药的防治环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在前期的防疫思路同中国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其国家体量较小,难以负荷高强度的经济压力,故而无法效仿中国的科学防控。
二、各国突增点的比较与启示
综合分析各国疫情的突增点,归根到底而言都与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有在疫情期间的政策,实质上都是在调整人员与经济的平衡关系。人员的富集必然会导致疫情的传播,但一味控制人口流动,经济必然会受到破坏,而疫情防控却又以经济为其支撑,各国的防控,总全局来看,都是先后经历了封控—调整的循环后最终开放,这样的过程以经济为其燃料,成果是在开放时应付更低强度的病毒。
因此,从本次疫情中,我们可以发现,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可以通过疫情增长曲线图有所反映的。在以后的疫情中,通过对时间的追溯以及该时间段的政策调整进行关联,有助于在对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2] 孙亚敏,刘锋,蔡伟,金丽娜,郭黎,蔡润,史如晶,刘方遥,江初,富继业,潘阳,窦相峰,吴双胜.北京市一起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聚集性疫情特征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2,43(12):1881-1886.
[3] 卢文刚 刘晓敏.日本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模式及启示[J].环球视 野.2021,(7):78-92.
【END】
作者:医学史小组(颜志臻,吴川夏,仇玟登,王瑜亮)
编辑:张玉婷
审核:夏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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